家庭暴力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，更是离婚诉讼中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情节。在《民法典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框架下，家庭暴力的认定直接影响离婚诉讼的走向与结果，涉及是否判决离婚、损害赔偿、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等多个关键环节。本文将从家庭暴力认定对离婚诉讼的影响、认定困难的原因以及证据搜集实务三个方面展开论述，旨在为当事人及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指引。
一、家庭暴力的认定对离婚诉讼的影响
(一)是判决离婚的法定事由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79条，实施家庭暴力属于“应当准予离婚”的法定情形之一。该条明确列举了五种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，家庭暴力位列其中。这意味着，一旦家庭暴力行为被法院认定，且调解无效，法院应当判决准予离婚，无需考虑当事人是否同意或是否存在其他和解可能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(一)》第六十三条进一步强调，符合上述情形的，不得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。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对家庭暴力“零容忍”的立场，也为受暴方提供了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。
(二)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
《民法典》第1091条规定，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，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。家庭暴力被明确列为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之一，与重婚、同居、虐待、遗弃等行为并列。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补偿，更是法律对施暴行为的否定性评价，具有惩戒与抚慰双重功能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损害赔偿的数额需结合暴力行为的性质、后果、过错程度、当地经济水平及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，并无统一标准，但认定家庭暴力是启动该请求权的前提。
(三)是施暴方少分或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考量因素
《民法典》第1087条规定，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应遵循“照顾子女、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”。家庭暴力中的施暴方属于明显过错方，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可依据该原则对其少分甚至不分财产。这一规定不仅体现了对无过错方的倾斜保护，也通过财产分配上的不利后果，对施暴行为形成经济制约。
(四)是子女直接抚养权的考量因素
《民法典》第1084条第3款规定，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应“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”判决。家庭暴力行为直接反映施暴方的品行、情绪控制能力及家庭责任感，法院在判断由谁直接抚养子女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时，会将是否存在家庭暴力作为重要考量因素。施暴方通常难以取得直接抚养权，尤其是在暴力行为直接或间接针对子女的情况下。
二、家庭暴力认定困难的原因
尽管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后果规定明确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家庭暴力的认定仍面临诸多困难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第一，隐私性与证据特征造成的举证难。家庭暴力多发生于私密空间，具有隐蔽性强、证据留存难的特点。根据《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》(2008)，家庭暴力可分为身体暴力、性暴力、精神暴力、经济控制等类型，其中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的举证尤为困难。当事人往往难以提供直接、客观的证据证明暴力行为的存在、频率与严重程度。
第二，受害者自身意愿与行动滞后，造成的证据灭失。全国妇联2014年调查显示，受暴女性平均遭受暴力长达数年才寻求外部帮助，最短为3年，最长可达40年。受害方因恐惧、羞耻、经济依赖、家庭完整幻想等原因，往往不愿或不敢及时报警、就医或起诉，导致证据灭失、记忆模糊、情节淡化，严重影响后续法律认定。
第三，专业法律资源运用不足，造成的证据链不完整。许多受害方缺乏法律知识，不了解证据保存的重要性与方法，亦未能及时获得律师、妇联、法援机构等专业支持。在暴力发生后，未能规范地固定伤情、保存通讯记录、收集证人证言等，导致在诉讼中举证能力薄弱，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。
三、证据的搜集与固定
证据是认定家庭暴力的核心。当事人及其代理人、相关机构应在暴力发生前后有意识地搜集、固定以下类型证据：
(一)常见证据
实务中常见的证据包括：
1.公安机关处置类证据：出警记录、告诫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刑事拘留决定书、询问笔录、伤情鉴定意见、调解书等。
2.医疗记录：医院诊断证明、检查报告单、医疗费票据、伤情照片(整体与局部、对比照、含面部)。
3.视听资料：公共场所监控录像、出警执法记录、施暴现场录音录像(需注意合法性)。
4.书面材料：施暴者写的保证书、悔过书;威胁性短信、微信、邮件记录;诉前曾起诉离婚的法律文书。
5.证人证言：目击暴力发生的亲友、邻居、医护人员等的证言。
6.保护令与相关文书：人民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及其执行情况记录。
(二)医护人员在证据固定中的重要作用
如果当事人不报警、不向外界求助，那么很可能医护人员是受害者接触到的第一批专业人员，那么，医护人员也可以在证据固定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。医护人员也可以在以下方面提供帮助：
1.提示受害人及时报警;
2.规范拍摄伤情照片(整体、局部、对比、面部);
3.翔实填写诊断记录，明确伤情与暴力关联;
4.在可能情况下，提供证人证言;
5.如暴力发生在医疗机构，应封存相关监控视频;
6.引导受害人向妇联、法援机构求助;
7.医院应建立健全家庭暴力应对机制，形成系统化支持流程;
8.符合强制报告情形的应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。
(三)当事人证据意识的提高
受害人应在安全前提下，尽量做到：
1.及时报警并索取回执;
2.就医时说明受伤原因，要求详细记录;
3.保存所有通讯记录、票据、文书原件;
4.向亲友披露情况，争取证人支持;
5.在律师指导下，系统性整理证据材料。
家庭暴力的认定在离婚诉讼中具有多重法律效果，不仅关乎婚姻关系的解除，更涉及财产、损害赔偿、子女抚养等实体权益的分配。然而，认定困难仍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障碍，核心在于证据的缺失与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。
为此，建议受害方提高证据意识，尽早寻求专业法律与医疗帮助;律师及法律工作者应加强对家庭暴力证据规则的掌握与应用;医疗机构、公安机关、妇联等应形成联动机制，共同构建家庭暴力证据固定与受害人支持网络。只有在证据充分、认定清晰的基础上，法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救济与惩戒功能，真正实现对家庭暴力“零容忍”的社会共识与司法实践。
